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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知识中的启发（heuristics）

摘要：

本文考察了启发（heuristics）、理论背后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假设以及社会学中的实质性解释之间的关系，发展并对比了三种启发：行动的致知（doing as knowing，DK），分类的致知（categorizing as knowing，CK），实践的致知（praxis as knowing，PK）。他们都由四个维度组成：关于知识的理论，关于现实的理论，关于知识增长的理论以及关于知识生产者的理论。其次，通过揭示启发如何塑造历史社会学知识当中的解释，本文呈现了启发对于经验工作的重要性。两个关键的结论是：PK相较于其他两种塑造当下社会学的启发提供了一种发展社会学解释的更有用的基石，除此之外，启发性假设的揭示是社会学的重要任务。

作者简介：

Dylan Rile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Patricia Ahmed，南达科他州立大学

Rebecca Jean Emigh，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文献来源：

Theory and Society50, 315–356 (2021)

本文第一作者：Dylan Riley

引言

启发、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以及学者发展的解释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启发是社会学“方法论规则”的一个广泛趋势，往往构成实质性理论展开的隐藏结构。和“认识论模式”类似，启发被视为将理论和证据合一的路径。本文将指出并批判当代社会学中主流的两种启发：将关于事物的知识等同于控制它们的能力的框架，以及将关于事物的知识等同于将之分类的能力的框架。第一种称之为行动的致知（doing as knowing，DK），第二种称之为分类的致知（categorizing as knowing，CK）。尽管理由不同，这两种启发赋予了专家不现实的权力。本文提出替代性的启发实践的致知（praxis as knowing，PK），指出社会学知识中的主要对象是互动的知识主体（interacting knowledgeable agents）。社会学的政治效力和认知充分性都取决于对社会客体真实性的尊重，正是依赖这种尊重，业余行动者们得以建构群体、阶级、性别、种族和其他社会存在。三种启发都由四个维度组成：关于知识的理论，关于现实的理论，关于知识增长的理论以及关于知识生产者的理论。如下图1所示。

三种启发

行动的致知（DK）

行动的致知结合了经验主义认识论，现象学的现实理论，进化论的知识增长理论和技术官僚式的知识生产者理论。

经验主义认识论——就这种启发而言，知识是基于有关可观察的或可直接感知的实体和情境的论断的。实证主义是这一立场的一例，孔德坚持理论在处理事实上的重要性，维拉里批评培根并指出伽利略科学区别于前科学最大的特点在于完备的，理论上信息丰富的实验。但说到底，所有实证主义者最终的知识来源都是给定的某物，先于理论存在。实用主义用另一种方式采取了经验主义认识论，杜威认为知识是对给定问题的反应，问题优先于知识。经验主义往往关注实验，例如维拉里坚持实验作为知识的主要来源，杜威认为知识生产者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就像建造者与其物料的关系，因而科学地相关的经验主要是做事（doing）。总的来说，致知（knowing）是对以控制给定情况为目标的即时和基础的感知的中介反应。

现象学的现实理论——尽管细节不同，坚持DK启发的学者认为现实在现象的层面存在。DK认为区分本体和现象是毫无意义的。尽管观念化的方式多样，关键在于任何存在物都是完全可以体验的。这种关于现实的理论为这样一种观点提供基础：无论怎样具体的现象都可以直接和理论对话，世界是预包装好的同等地位的现实元素，没有更深或更浅。如下图2所示，DK理论是单层的，表象的世界和本质的世界是一致的。

进化论的知识增长理论——DK启发学者相信知识以线性渐进的形式进步地积累，其中最极端的形式认为人类对外在世界的科技主宰说明这种积累正在发生。例如孔德眼中人类知识从理论进化为形而上，最后到达实证。而背后的动力是对更多的技术控制的诉求。知识促进技术控制，知识的发展和技术的发展之间紧密联系：技术发展是知识进步的外在表征。杜威的实用主义将科学发展视为经验知识的增长，进一步地，杜威强调技术控制的增长是知识发展的基本指标，以发明为中介，培根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和他通过自然科学对自然力量持续统治的梦想得以实现。

技术官僚式的知识生产理论——上述的认识论暗示了将知者（knowers）视为，通过逐渐增强的对社会世界的功能控制行使权力的技术官僚。关于社会世界的知识是政治上中立的公共物。技术官僚指出可以通过政治弥补的问题，既然社会问题独立于观察者存在，就可以被明白无误地记录并指向清楚的政策意涵。知者因而是配置知识解决问题的社会工程师。尽管DK学者认同持正的（unbiased）知识的重要性，但对于其情况持不同意见。社会中心的一派认为某些社会地位是最远离偏见的，国家中心的一派则认为只有官方权威足够远离利益以生产无偏的社会知识。前者的精英主义版本把建立在上层中产阶级的公共意见视为无偏知识的社会定位，通俗版本则不会给精英以知者特权。国家中心的版本则认为科学需要打破常识，因而持正的知识最好通过国家提供的专业训练生产。无论以上哪种，通过不同的方式，DK启发将知识生产者视为能和哲学与宗教思想保持距离以生产无偏知识的技术官僚。

批判DK——DK是社会学最早建立为科学的框架，CK和PK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其的反应。首先，因为经验主义，DK的理论扮演的角色有限，使得对知识的理解松散不严。某现象出自于某先辈的观察，和一个甚至多个与之相关的假设机制是相协调的，但DK不要求这些机制被指明和清楚调查。第二，因为经验主义的现实理论，DK似乎自相矛盾地破坏科学的必要性。如果显而易见的预包装好的事实，感知或其他元素以凭直觉可感的形式存在，为什么还有详细的语言和科学过程存在的必要呢？其三，因为DK把知识增长描述为积累的过程，它无法解释科学和日常知识之间的质性差别。指明根据关于世界的错误观点展开的有效活动是可能的，例如根据托勒密天文学开展的日历产业。DK无法有效将之与科学进行区分。除此之外，技术对由直觉生发的环境的控制如何引出强烈反直觉的知识是未说清的。最后，因为DK的技术官僚主义，它有遮挡社会学中最重要的几个话题的倾向：“社会问题应如何定义”。知者必然有通过自己的阐释得到的理解，这使得知者不能被简化为技术官僚。所有问题都是受先在的整体社会关系中介的。

分类的致知（CK）

CK（通常被称为建构主义，新康德主义或文化社会学）尝试解决DK的问题。CK结合先验唯心主义（transcendental idealism）认识论，整体论（holism）现实理论，范式转变式的知识增长理论以及行使象征性权力的“意识形态官僚”（ideocrats）的知识生产者理论。

先验唯心主义——分类，而非对可观察实体的感知和控制，组成了知识的基础。大多数CK社会学作品视分类为社会和历史产物而不是先天的。涂尔干和莫斯最先发展分类的社会学，布迪厄接续，认为主体通过分类认识社会世界。分类并非描述，而是构成客体。福柯通过他的考古学分析深化并激进化了这种认识论，尽管涂尔干、莫斯和布迪厄将知识视为分类在模糊现实中的应用，福柯则尝试找出人们会如此看待知识的认识论状况。尽管如此，认为知识在一个固定但处于特定历史的框架中展开的基本观点是CK传统。

整体论现实理论——CK传统的多数研究把现实视为只能通过分类构成离散客体的连续体，相应地，分类构成CK启发中学者的研究客体，因为现实是互相联结的整体而非预先包装好的一捆元素。这说明社会群体可以通过分类创造和消解，因为社会现实作为一个连续体缺乏离散实体之间的清楚边界。CK对离散实体始终抱有强烈的怀疑。与整体论相关的观点是世界未知的本体（noumena-things in themselves）和通过为感官处理的信息赋予意义的心理类别阐释的现象（phenomena-experiences）之间的二分。本体所生产的，难以区分并相互联结的整体（本体）和离散的现象之间的关系仍旧难以理解，最终，作为现象来源的本体始终无法通过知识到达。

范式转变的知识增长理论——知识范式的革命性转变是知识增长的基础，知识通过非常突然的完形（gestalt）发生转变，而非进化论式的积累。涂尔干对社会学出现的解释是一例，布迪厄则认为社会知识需要新的分类打破常识，并指出这种突破会发生的情况。

意识形态官僚的知识生产者理论——“意识形态官僚”的主要活动是分类，分类构成社会世界，知识生产者不止数点社会事实，他们也制造社会世界。也正是因此，他们怀疑任何社会定位可以提供持正无偏的或是客观的观点。但是CK和DK共享一组对知者和社会世界之间关系的看法，知识对两者而言都是行使权力。如此，CK当中被分类的客体和DK当中被控制的现实一样，都是被动的，知者和被知物之间不存在沟通关系。同样，CK的社会中心派关注社会中的知识生产者，国家中心派则关注国家中的知识生产者，前者的代表是涂尔干和莫斯，福柯扮演了前者和后者之间的桥梁，布迪厄则主要把国家中的知识生产者视为分类转变的主要推手。

批判CK——尽管CK在许多维度突破了DK，但和DK一样，它仍然不能解释知识增长。这来自于其基本假设。首先，先验唯心主义认识论将知识描述为建构，但CK不提供任何决定哪个建构更接近知识客体的基准。其次，因为其关于现实的理论对本体和现象关系的理解，现象和现实之间的分裂是否能够被克服使得知识变得可能这是难以考察的。由于这两点，CK完全支持知识的前景的剧烈质变，但对这些转变的解释CK却很无力。其中最强的版本是晚期的福柯，但却是特殊的（ad-hoc）。总的来说，CK和DK都相对静态。

实践的致知（PK）

PK能够解决DK和CK的共同问题，它结合实践的认识论，互动的现实理论，基于批判的知识增长理论以及将知识生产者视为在官方、国家支持的分类与业余行动者提供的分类之间提供中介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

实践的认识论——知识指向对世界如何改变主体了解的分类的实际介入，因而实践是触及现实世界结构的首选方式。葛兰西系统地赋予实践以认识论重要性，实践包含一个知者和被知之间的双向转化，知者了解到社会群体中存在的有效判断（good sense），但他们也通过将隐性的有效判断变得系统一致来改变群体。总的来说，实践的基本模型不是控制关系或分类，而是教学式的（pedagogical）关系：其中的教授者自己也被教育。

互动的现实理论——PK本体论认为互动类型（interactive kinds）是社会学世界的主要配置，互动类型是观察者可描述的世界中的离散客体，但与冷漠或自然类不同，这些客体也和对他们的描述互动。经典的例子是阶级，无论阶级成员是否将他们分类为阶级，阶级始终存在；同时，那些其成员分类为阶级的，又构成另一种不同的现实。这种理论是现实主义的，因为它认为社会客体存在且进入一个和知者的关系，这种关系与其他任何客体是相似的。哈特曼认为知识不是理念论者所说的客体的产品或是呈现，而是对某些独立于，先在于所有知识的事物的理解（grasping）。知识是被给予知者的关于客体的知识（knowledge is the knowledge of an object given to the knower）。尽管这看起来像DK，但哈特曼的现实主义突破了DK，如CK，他支持一种本体和现象的分别，但这种分别不表明一种深层的对现实本质的不确定，相反，当知识获得关于它对象的出众（superior）理解，这代表知识的可动前沿边界。对他来说，现实就像一座冰山，现象部分立在表面，本体部分藏在下面。如图2中的虚线所示，两者之间的分别不是不可逾越的，而是暂时的、历史决定的。除此之外，互动类型总体上处在斗争当中，这些类中的成员试图理解并强加他们特殊的分类于其他潜在的分类之上，因而知识天生是辩论的（polemical）。

基于批判的知识增长理论——PK认为知识增长内生于任何特殊的知识宣称，因为知识宣称总是被卷入反驳和确证和二元互动之中。基于这种看法，知识通过一系列反驳的反驳在实证研究中消除证伪者。这种研究同时是确证的过程因为它被消除或反驳对中心理论的经验挑战的策略推动向前。反驳和确证在这里构成辩证关系。PK最显著区别于前两者的是关于知识生产论争性的看法，它提供了一种极具政治性的维度，知识在已经存在的互相对抗的知识宣称之间发展，通过对既有观点的观念性反叛和对反叛的反应生长。

知识分子的知识生产者理论——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来自于他们在业余知识和科学，技术或工具控制和阐释之间的中介能力。知识分子将实用知识转移到权威中心，之后知识就能够塑造业余行动者的理解。但这种形塑也要求沟通过程，这一过程创造一种共有的知识。业余行动者，专家和敌对知识分子群体之间爆发矛盾，争相推出自己对现实的定义。知识分子的知识不局限于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也考虑特定社区、群体或阶级视为问题的事，因而PK所说的实用取向的活动同时包含工具的和阐释的维度。然而PK也避免赋予知者过多权力，知识分子不能通过分类制造社会问题，社会现实，一般来说，太过本质而不能被象征性权力简单地塑造。如此，相较于分裂为社会中心或国家中心的两派，PK试图指明历史两者分别拥有更大影响力的具体历史情境；但无论哪种都包含了社会行动者之间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双重互动。

历史社会学中的普查（census）：启发如何产生影响

为了考察启发如何影响社会学的解释，下文探究关于人口调查发展的研究。这一经验领域有两个主要优势，其一是对于三种启发都有范例的研究，其二则是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中期是快速发展的时期，这有助于我们考察启发如何形塑对这些变化的解释。

Margo Anderson的著作是DK传统历史社会学研究的代表。The American Census一书参照人口调查在特定时期对直接给定社会问题的反应来组织，人口调查一开始被视为应对土地分配问题，接着是部门危机（sectional crisis），奴隶制和重建，工业化，国家建设，移民，大萧条尤其是高失业率，最后是福利国家。这种路径遵循经验主义认识论，指明了不同的议题是如何在不同的时间段在人口调查中占主导的，但却不关注调查如何建构问题。出自现象学的现实理论，Anderson认为关于人口的离散事实先于且独立于调查存在，这些事实同时又是直接可得的，作为现象他们并不指向一个隐藏在背后的现实，因而调查在他眼里是中立的工具。Anderson将自己的研究定义为“知识积累过程的评述”，并认为二十世纪美国的人口调查是高科技的且生产的信息质量更高，他试图将发展过程描述为知识的积累，却最终陷入章节式的描述。调查的推进者在Anderson看来是技术官僚，他们热衷于记录模糊社会事实的存在，独立于政治压力，但他给的证据却正好相反。他的DK启发阻碍了他解释人口调查作为知识的发展过程，也没能解释何种知者能够生产有效的知识。

Matthew G. Hannah的Governmentality and the Mastery of Territory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和Paul Schor的Compter e classer: Histoire des recensements americains是DK路径的代表。Schor关注分类的建构角色，认为人口调查基本就是分类过程：用个体建立群体。正因如此，Schor呈现了人口调查如何主动地通过外国人和原住民的区分将移民建构为一个种族问题。与之相似地，Hannah借用福柯和拉图尔分析美国人口调查，将分类的种族化视为社会产物。Schor将人口调查分类视为对动荡模糊的现实的象征性强加（impositions），Hannah与之相似。Schor的作品也呈现出一种CK的知识增长观点：对种族的严格生物性定义到文化和社会性的定义的转变在人口调查报告里得以预见。Hannah则是将人口调查的主管视为引入了一种中心化控制的空间政治。Schor指出LULAC更关注如何利用人口调查分类决定墨西哥裔美国人的种族类别而非调查本身，Hannah则特别重视Walker作为主管在塑造关于移民限制的辩论中扮演的角色，前者是社会中心一派的典型，后者则代表了国家中心的视角。这两位学者的著作同样没能解释知识的发展，而是或多或少以章节的形式呈现变化，且在他们以及Anderson看来，知识生产者越是隔离和专业化，越是能够生产科学的知识，但正如他们在书中提及的，二十世纪的最初几年里人口调查面临越来越显著的政治压力，这和隔离状态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

Emigh等人（本文作者）的著作How Societies and States Count是PK启发的代表。本书在认识论上强调实践，调查官方通过提供对于阐释的阐释来理解他们描述的事实。这些阐释在反复中相互形塑，业余行动者和官方的阐释之间产生紧密联系，历史发展由此被刻画为两个阶段。与之相关的，PK关于现实的理论强调互动类型作为社会现实的基本单位，他们对被知过程给出反应。尽管官方分类很重要，但不能创造而只能形塑互动类型，业余行动者的持续的分类创造先于官方分类的群体现实，社会建构中的权力、剥削、地缘政治隔离等也不能被简化为分类。此外，关于知识增长的争斗性路径，如上文所说，不同业余行动者之间，业余行动者和官方之间的竞争辩论并不是知识发展的阻碍，而是前提。最后，关于知识生产者的知识分子身份，PK强调其在官方和业余行动者之间的中介作用。

结论：PK启发的优势

本文认为，学者应该远离技术决定论和官僚英雄气质，人口调查的发展作为知识发展的过程是调查活动的民主化，权力关系改变，知识宣称的数量大量增加的结果。PK结合了DK和CK的优点。认识论上，实践（praxis）不同于行为（doing）和实施（practice），强调理解他人的观点并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视角，包含对知者观点和被知的双重阐明，同时也是一种致知行为。关于现实，PK同时坚持社会世界和分类活动之间的独立性和客体的多样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互动类型；尽管互动类型真实如事实，但它同时依赖互动和行动者的相互认可。关于知识增长理论，PK认同知识进步和观念框架的影响，但进一步，PK强调斗争（conflicts）对知识增长的重要作用，斗争促进新信息的累积和信息收集路径的阐明。关于知识生产者，致知活动并非简单的技术控制或象征性权力，它包含重要的理解和阐释元素；知识并非纯粹是权力。知识分子是专家和外行之间理解的中介。因而知识生产在PK看来是社会关系的内生部分，专家和外行知识之间的对立知识历史的，追溯这种特定历史情境下的知识关系被PK视为重要任务。

本文对启发的探索希望纠正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些教条。在经验上，未来的任务将是指明特定案例中知识得以可能的原因，哪些社会存在是关系性的（relational）或是事实性的（fact like），以及哪类行动者是特定情境下社会知识背后的推手。

编译 | 穷象

审核 | Krystal

终审 | 霰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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