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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灿非著名，却是一个响亮的名字，非著名是因为，画圈外，很少有人听说过这个名字，响亮是因为，画圈内，很少有人不知道这个名字，尤其在工艺美术、漆画技艺界，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人生高光时期的陈文灿正赶上中国书画事业蓬勃发展的过程，很多画家都四处奔走，广而告之，到处走穴，大把捞钱，如果陈文灿选择与很多艺术大咖一样，哪怕偶尔苟同一下，或者若即若离地参与其中，以他的朋友圈、以他的画坛地位，完全可以家喻户晓，赚的盆满钵满，可是，他拒绝了金钱和名利的诱惑，不，金钱、名利在他面前根本谈不上诱惑，因为，金钱、名利根本不在他的眼里，他眼里只有教学，心里装的全是漆画艺术的发展和探索，亲力亲为，没日没夜。

艺术与人生交相辉映，陈文灿有着传奇般的人生，他的艺术也带着传奇般的色彩。从福建工艺美术学校复办到全国漆画的教育基地再到合并于福州大学成为211、985重点工艺美术院校，陈文灿伴随着学校的成长，也从学校复办后的第一任校长到时值退休年龄离开了院长的工作岗位，“他当了30年的校长、院长”。一路风雨同舟，呕心沥血。退休之后，他依然精力充沛，从漆画转向水墨画的探索，足不出户，不知疲倦，孜孜以求，近20年了。

人大会堂《日月潭风光》2002台湾厅 陈文灿主持创作

开启梦的地方

陈文灿，1944出生在海滨邹鲁莆田最东边的邱山村，小时候，那里很荒凉，取火采用最原始的方法，铁块击打石英石碰出火花，点燃草纸。那种原始状态蕴含着质朴、洋溢着浑厚，也孕育着澎湃的力量，伴随着陈文灿的一生，也成为他最美好的回忆。

78岁的陈文灿清楚地记得三岁时，他做过一个梦，天是黑的、地也是黑的，只有天地之间一条白线，似若一线生机。压抑、恐怖、害怕，吓哭了，醒来是个梦。天亮，他三哥抱一只白色的小狗送他，让他破涕为笑，此后，这只小狗一直陪伴着陈文灿，从学校毕业到省城工作，小狗活19年。

按理说，三岁的小孩不可能一直记着一个梦，可是，陈文灿确确实实记着，清清楚楚，犹如昨天。似乎预示着什么？还有一只小白狗？那个梦隐隐约约地影响着陈文灿的一生，尤其，让他懂得了害怕。

上初中，陈文灿看的书渐渐多了起来，偶而，见到太极图，他蓦然觉得是梦的解析，一半黑，一半白，不是静止，是运动，黑的大、白就小，白的大、黑就小，此长彼消，白中有黑、黑中有白，黑白像两条鱼，往相反方向游动，事实上，地球也是一半黑、一半白，交替变化，如果把三岁时那个梦按太极图转换过来，天是白的，地也是白的，中间一条地平线是黑的，是否与太极图一样？生命也许就是从黑色中等待白色到来，又回到黑色中去，仿佛预示着得与失的意义，得就是失，失就是得，但是，那一条白色失去就不再回来，那就是人生的光明，人不是宇宙，不是永恒的，可是，要总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即使是别人不清楚，自己也要明白，那就是光明，人生无憾，足矣，由此，三岁那个梦就注定了陈文灿的一生。这不是宿命，这是70多年的沧桑变幻。

邱山村之东、南、北都傍海，西边是莆田主要山脉——大蚶山，山体之间是一片方圆几十里的沼泽地，地下埋的是泥炭，地肥水美，长满了丈余高的茅草，有大小深浅不一的沼泽，沼泽地里开满各种小花，活跃着各种小鱼和小鸟。

沼泽地两边有沙带，冬天，大风刮起很高的沙柱，盘旋而上，变化万千，钻进沙柱，既危险，又刺激，沼泽地上长满了茅草，茅草一年割一次，平时禁割，到了冬天开割的那一天，好像过节，家家户户起五更，做好一切准备，锣声一响，大人、小孩蜂拥而下，马灯、火把一大片，下湖“圈草”，用镰刀割出你所占的地盘，越大越好，白天，还可以在你的圈子内继续割。这就是村民最富竞争力的一天。晚上，大人、小孩，大车、小车，喜气洋洋运草回家，一年柴薪无忧。

海是外海，风大浪高，几尺高的海浪扑向岸边，退回后，又层层叠叠重扑上来，小孩们追着退去的海潮，惊叫着被重扑过来的大浪追逐，浑身湿透，又惊又险，却意犹未尽。

人大会堂台湾厅巨型漆壁画1994年《双潭映月》（3.70米×8.70米） 陈文灿主持创作

海是村民生活的重要依靠，每年农历3月23日，春意浓浓，海水蓝蓝，成百上千的灰色海豚叩拜妈祖，上闯下跳，犹如花样跳水。晚上，打鱼的场面极为壮观，打鱼方法叫“拉网”，在船上的渔网从岸边起，由船上撒下网绕半圈，船回到岸上,周长约有500米，两边各几十人一起把网拉上来, 网底渐渐靠近岸边，天月照着白色的海浪，人影幢幢，突然，大鱼小鱼，翻腾跳跃，金光点点，银光闪闪，脚下、身上都是鱼在撞你，人们的欢呼声盖过海浪声，一晚捕鱼几千斤。当年的海，竟然如此慷慨！

海也有安静的时候，夏天浪小风静，带着草席到海边睡觉，躺在沙地上，仰望着深蓝的天，任海风吹着，数着星星，听着海浪声渐渐睡去。

陈文灿家是农村中等家庭, 祖父是满清秀才，在清末读书人中，穷困是自然的事，祖父不得志，三十多岁就抑郁而亡，家道中落，祖母三寸金莲小脚，无法务农，陈文灿的大伯12岁的时候就带着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过日子，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后来，陈文灿的姑妈去了南洋，陈文灿的父亲、叔叔也跟着去了南洋，陈文灿的父亲1953年回国。

陈文灿兄妹七人，高、澄、恩、灿、銮，五个男孩，爱英、玉莲，两个女孩。五男二女，五子登科，这是一个吉祥而富有寓意的数字，陈文灿的父亲给女儿起名比较随便，给儿子取名就很认真，根据出生的年月日时五行，缺什么补什么。

陈文灿小时候爱玩，不爱读书。玩是幸福的，能感受到很多东西，读书是痛苦的，特别是背书，他觉得毫无用处，直到三十而立以后，陈文灿担任领导职务，他的母亲还经常给他的同学、朋友说：“儿子不爱读书的糗事”。

陈文灿爱吃零食，只要有卖麦芽糖的吆喝声，他就求着哥哥买糖，不买就哭着打滚，父亲疼他，就去追卖麦芽糖的，然后，气喘吁吁把买回来的糖给陈文灿，没零食吃的时候，陈文灿就念叨今天怎么没有人分果糖？也没有人卖果糖？

秋收时，大人叫孩子带着小筐到已经收成过的地里挖一些小地瓜回家喂猪，陈文灿就带着小朋友一起玩去了，等到天黑，交不了差，就叫小朋友到自己家里偷地瓜，装满各自小筐才回家。家乡民风朴实，收成完了的地，哪还有那么大的地瓜？各家大人拷问之下，小朋友都坦白了，家长都带着孩子把地瓜送回陈文灿家，他大哥说：“这小子将来可能会有出息”。

陈文灿排行老六，他三个哥哥在一年内生了三个男孩，大人们都去刈湖草，留下陈文灿看守三个摇篮里的小孩，开始还认真伺候，哪个哭就摇哪个，还唱歌哄，后来，就不行了，摇这个，那个哭，三个一起哭，陈文灿就火了，把门一关，不理三个小孩，自己玩去了，玩够了，回来一看，三个小孩都哭累了，睡着了。想到这里，陈文灿觉得仿佛就在眼前，“三个侄子都当爷爷了”。

小时候，陈文灿是东林小学第一批加入中国少先队的学生之一，十来个学生在台上，让老师带上红领巾，父母都被请到台前坐，后来，陈文灿还当了少先队大队长，臂章三条杠。这一件事让陈文灿的父亲、母亲觉得很光荣。

1958年，莆田一中因大跃进筹办大学，不能招生，莆田二中，远近闻名，招生200人，陈文灿就是其中之一，也是那年最优秀的学生之一，无疑，那让他的父母又光荣了一回。

莆田距离陈文灿家50多公里，那时候交通不便，一学期，只能回家一次；陈文灿的二哥、三哥为了照顾陈文灿，放弃上学，去莆田县里当了工人；同班有一同学叫朱合浦，他父亲是莆田著名编剧“福国朱”，家里藏书甚丰，唐诗、宋词、元曲，一应俱全，陈文灿非常喜欢，借书上课偷看，做作业不认真，晚上在路灯下看；陈文灿数学基础好，最初是父亲教的珠算；初一上学期，陈文灿成绩不好，平均60分，父亲看分数问：“你为什么不考59分？”

动情处，陈文灿意犹未尽。

漆画《新韵》中国香港特首办公室 陈文灿主持创作

难忘莆田二中 铭记经历教训

初一下学期，由于父亲的训诫，陈文灿各科成绩都上去了，唯独作文一直不如同学朱合浦，当时语文老师叫林文泉，出席过全国群英会的名师，一品作文评比，陈文灿搜肠刮肚，堆砌辞藻，欲与朱合浦一较高低，结果林老师批了四个红字：“华而不实”。这给了陈文灿当头一棒，后来又一篇写《我的母亲》，陈文灿就老老实实的写，林老师反而在班上念给大家听，算是表扬吧？也许那篇作文并不好，但是，路子对。

后来，陈文灿给原福建省省长胡平当部下时，陈文灿拟的文件，胡平都删改，并常常告诫陈文灿：“每个文件都要把一件事、一个措施、一个问题、一个决定讲明白、讲清楚，能少一个字就绝对不多一个字，文件要发给全省，是要执行的，如果扣不紧，全省干部要多花多少时间？多花多少纸张？这涉及到效率节俭、也涉及到求真务实的问题”。日雕月琢，持之以恒，简明扼要成了陈文灿一生的职业习惯。

莆田二中与哥哥打工的铁工厂相隔一条河，哥哥常常叫陈文灿去吃东西、做功课，有一次，复习杜甫诗《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时，陈文灿用竹枝写在地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人告到学校，校政工老师把陈文灿叫去：“有没有写反革命标语？有没有参加什么反革命组织？要坦白，不坦白，要开除学籍！抓起来！”

平时，在家、在学校，家人、老师都很爱护陈文灿，从没让他受过委屈，14岁的陈文灿碰到这事，很紧张，不敢告诉哥哥和父母，没有什么可依靠，觉得自己，可怜、渺小、孤独，可是，不“坦白”，又不行，什么反革命标语？参加什么？想自己是农民家庭，就说参加“农民党”，此后，校政工老师虽不找陈文灿，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事件在陈文灿思想上留下了沉重的负担。

1969年底，24岁的陈文灿在专案组讨论要给单位人事科长定性，原拟：“地主份子”。以前，那位科长在上海参加中共地下党，以地主身份为掩护，为党做了很多事，1969年，同一天夫妻两人都被隔离审查，两个孩子找到陈文灿说他们没饭吃，陈文灿心里很不好受，还要把他们父母定为地主分子，陈文灿郁闷，不由自主地发起火来：“如果把他们定为地主分子？那他们参加地下党与不参加有什么不同？革命还不如反革命”！于是，宣布陈文灿退出专案组，要求下放，军代表看陈文灿情绪过激，也许当兵的喜欢陈文灿那样敢怒敢为的性格，反而让陈文灿管理档案，闲时，偶尔发现了自己档案：“中考平均97”。难怪，当年，陈文灿去二中传达室拿厦门工艺美术学院录取通知书时，物理老师狠批了一顿：“数理化那么好，读什么美术？不争气！”

40岁后，陈文灿回莆田宴请莆田二中两位老师听说：“‘路有冻死骨’事件，是工厂一工人告发，学校的结论是陈文灿对统购统销的政策不滿”。其实十几岁的孩子，哪能知道什么政策？校政工老师若稍有文化，就知道“路有冻死骨”是课本上杜甫的诗句，就不会胡乱吓唬，乱下结论了。

陈文灿感慨一生遇到那么多好人，小学时，班主任成了右派，临走时，陈文灿去送她，她说：“你这个人爽直，是个右派的坯子，切记，以后做事说话要小心”。加上中学的事件，陈文灿在文革中非常低调，人家去武斗，陈文灿去画毛主席像、画漫画，别人与人斗，陈文灿与纸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60年代，陈文灿在鹭潮美术学校是学苏联的五分制，除了美术字四分，其他的都是五分，陈文灿的父亲看到成绩单问：“这一科别人有没有五分？”陈文灿说“有”，父亲又问：“那这一科，为什么你不是五分？”陈文灿无语。毕业时，陈文灿的父亲看了学校的鉴定，还有常见的那四个字：“骄傲自满”。父亲叹了一口气：“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陈文灿的父亲教育子孙几十人是非常认真的，去世之前，躺在床上，他还对陈文灿的两个孩子说：“要好好读书”。陈文灿的两个孩子都很努力，确实为他们的祖父争了光。

80年代，陈文灿已经当十多年校领导了，但经济状况仍然十分困难，他的父亲1988年去世，陈文灿一直都觉得没有很好报答他的父亲，总觉得遗憾，“人在成长中，父母的教育起到决定作用。”每每想起，便潸然泪下，“子欲养而亲不待”。

（文/桑干 根据陈文灿回忆录整理）

文章转自人民日报全媒体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