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林的男孩取什么名字好听的霸气的(姓林的男孩取什么名字好听的霸气的两字)

1954年春节,中南海热闹一堂,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庆祝春节。

林伯渠带着儿子林秉苏来到邓子恢办公室串门时,邓老儿子邓苏生也在现场。

这时,林伯渠看着两个孩子开门见山道:“秉苏你应该姓邓!”

话音刚落,林秉苏、邓苏生两人愣住了,其实他们二人早就怀疑自己的身世。

毕竟早在去年,中南海的领导人朱德、杨尚昆等人就经常调侃两人是不是被“掉包”了。

那么,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林伯渠和邓子恢两个副国级干部,他们的孩子为何会抱错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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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瑞生和林苏生

接下来,让我们一一明说:

一 朱老总:你和林伯渠儿子是不是“掉包”了

1950年秋,赣州政工干部左枫奉解放军48军政委陈仁麟之命,将15年前邓子恢、林伯渠两位领导遗留在苏区老乡的孩子找回。

陈仁麟听了后十分高兴,对左枫进行了一番表扬,又连忙让他将孩子带回赣州军部,他要亲眼看一看。

很快,两个孩子就被带到陈仁麟办公室,左枫指着其中一个孩子说,他名叫范宜德,是林伯渠的儿子;又指着跛脚的男孩说他叫赖亚平,为邓子恢的儿子。

陈仁麟弯下腰,拉着两个孩子嘘寒问暖,可他对比同乡战友、老首长邓子恢寄来的照片,发现范宜德和邓子恢很是相似,为何会是林伯渠之子呢?

他把左枫拉到一旁询问咋回事?左枫将证明材料拿出来,称郭发仔反复强调范宜德是范乐春的儿子,陈仁麟虽有疑惑,但既然养母发话,他也就没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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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恢

随后,左枫又将两个孩子带到南昌玩了几天,并为两个孩子做了套新衣服,这才从九江乘船赶往武汉。

抵达武汉后,邓子恢秘书开着吉普车将一行人接到邓子恢在武汉的家中。邓子恢夫妇听到汽车鸣笛声后,连忙来到门口迎接。

因两个孩子营养缺乏,看上去都比较瘦弱,个头也差不多高,邓子恢看来看去,不确定哪个是自己儿子,笑着问左枫哪个是自己家的孩子。

左枫指着两个孩子逐一介绍,指着有些跛脚的孩子说首长,这是你的儿子,原名叫赖亚平。

赖亚平十分机灵,他连忙上前抱着邓子恢,激动喊道爸爸妈妈你们好!

邓子恢听了后激动落泪,他连连点头说好,好!孩子,这些年让你受苦了。

邓子恢对两个孩子说,当年革命形势紧急,不得不将刚出生的孩子交给老乡寄养,但内心万分舍不得。

邓子恢妻子陈兰也拉着两个孩子,和他们聊起过去15年来的遭遇,听到两个孩子的悲惨遭遇,为人父母的她心疼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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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恢

不过细心的陈兰却发现,范宜德不管是长相还是神情举止,和丈夫邓子恢更相似一些,她心中有些顾虑,建议邓子恢可以验个血,以辩证两个孩子血型,弄清真相后再电告林伯渠。

邓子恢摇摇头,说自己也有所察觉,不过林老子女比较少,就一个儿子,而自己有好几个儿子。还是别将跛脚的赖亚平送给他了,遵照左枫同志所言,再依照会昌老乡的说法,顺水推舟将更精干聪明的范宜德送给林老。

在邓子恢来看,革命家的后代不是私人财产,他们都是党的后代。随后,他给赖亚平取名为邓苏生,意为在中央苏区出生。

随后,邓子恢又给身在北京中南海的林伯渠打去电话,林老听了后十分高兴,连忙让邓派人将孩子送来。

不过,邓子恢并不着急,他先让两个孩子在武汉玩了两个月,游览武汉的大好河山,参观黄鹤楼、“八七会议”旧址、“二七”大罢工革命纪念地等,让孩子们了解革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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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范宜德被送往北京中南海,林伯渠十分高兴,他抚摸着孩子的头,心疼道:“孩子,让你受苦了,不是爸爸不爱你,是那个年代革命形势严峻,不得不将你送回养母家寄养。”

林伯渠还将孩子改名为林秉苏,其含义是秉承苏区革命精神。

林秉苏在家中除了享受父爱,也享受姐姐和弟弟的关心备至,为他打水洗脚,拉着他在中南海四处转悠,

不久后,林伯渠又将儿子林秉苏送到学校读书,起初林秉苏不是太乐意,自己已踏入社会多年,只读了3年小学,如今再去小学读书,实在不好意思。

林伯渠批评他,革命已胜利,不学习、没文化该如何建设国家?

就这样,林秉苏从五年级重新上起,但小升初仍然名落孙山,考虑其情况特殊,学校准许其前往初中部试读。

林秉苏十分念旧,他想起了在江西的养母,又想起命运和自己相似的邓苏生,不知他生活得咋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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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

邓子恢回到北京后,担任中央农村部部长,兼任政务院总理,一家人住进了中南海,和林伯渠家相隔不远。

林秉苏没想很快就见到邓苏生,两位患难兄弟经常在一起玩耍,彼此很快成为知己,并在同一所学校读书。

当时中央领导实行供给制,领导人和其家属都在食堂吃饭,有些领导会让卫士将饭打回家就餐,但朱老总、彭老总爱在食堂吃饭。

干部们的孩子喜欢热闹,自然喜欢在食堂吃饭,一边吃饭一边下象棋。而朱德、彭德怀两位领导也爱下象棋,总会利用饭前饭后闲余时间对弈。

林秉苏和谢觉哉儿子谢飘也互爱下象棋,两人经常约战,早早赶往食堂抢占棋盘,此时朱老总、彭老总就会站在两人身后支招,而邓苏生则站在小伙伴林秉苏身后为其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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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彭德怀

时间长了,中央领导人对林秉苏、邓苏生两人也开始熟识,并知道他们是从苏区找回来的孩子。

可孩子越大,越显父貌,朱老总、彭老总等领导人也开始心生疑惑,为何这两人和父亲长相有所偏差?

一次,朱老总对孩子说,秉苏,你到底是谁家的娃,怎么你长得很像邓老?

彭老总也插话说,苏生,你长得怎么和范乐春(林伯渠前妻)这么像?

心直口快的朱老总来到邓子恢身边,说你们两家是不是弄错了?我看秉苏和你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是不是两个孩子掉包了?

一旁的邓大姐、康大姐也在旁边附和,准是在会昌时掉了包,可不得搞清楚了吗?

对此,邓子恢笑着摆手,表示没有弄错,都一样的,他将会昌老乡的说法说了一遍。

其实,两个孩子经常听人提起此事,心中也不免得多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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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恢与陈兰

尤其是林秉苏,解放前在卷烟厂工作时,他就听到工人们议论说:“他的爸爸姓邓,似乎是共产党的大脑壳……”

二 林伯渠对儿子说:你应该姓邓

朱老总的说法,引来了中央办公厅的高度重视,他们派人前去江西会昌调查此事,陈仁麟听闻孩子弄错后,对此事深感内疚,积极派人配合调查。

与此同时,1953年秋,邓子恢去往江西瑞金考察时,尽管时间紧张,他仍抽出时间写了一封信给郭发仔,还买了一段布料,让人转给郭发仔,并替他问候郭发仔,还让当地政府对其特别照顾。

邓子恢的问候和感谢,让郭发仔在精神上备受鼓舞,她没想副国级领导竟然对自己这个平民百姓十分关心,她内心的愧疚感也隐隐涌上心头。

毕竟当初解放军干部左枫前来寻找时,她没有实话实说,为了对得起堂妹范乐春的嘱托,将留在自己身边的范宜德说成是林伯渠之子,将跛脚的赖亚平说成是邓子恢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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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

当她听闻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前来调查此事,连忙澄清事情真相,表明林秉苏是邓子恢之子,邓苏生为林伯渠之子,并找人代笔写了四封一模一样的信,分别寄给林老、邓老和两个孩子。

1954年春节,中南海热闹一堂,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庆祝春节,邓老、林老决定两家共同过春节,地点是邓子恢在中南海的家中。

大早上,林伯渠就带着孩子来到邓子恢办公室,苏生也在现场,而后就发生了开头提到的一幕。

林秉苏这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邓子恢,邓苏生也才知道父亲为林伯渠,他们当时才19岁,听闻后暗暗流泪。

那么,林伯渠、邓子恢“换子风波”一事到底是咋回事?这还要从红军长征前夕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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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

三 红军长征,被迫将孩子寄养

1934年10月,随着广昌战役的失利,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最终成为败局,面对国民党大军压境,中央红军决定战略性转移,就此8万余红军主力从苏区开始了艰难的长征之路。

与此同时,党中央还在苏区设立中央分局,并留下1.6万红军战士,由他们掩护主力红军转移,并坚持在苏区继续同反动派作斗争。

就此,陈毅、项英、邓子恢、瞿秋白等12名中央领导人被留下来指挥战斗。

不过为了让队伍行动方便,中央也下令妇孺一律留下不得随军,以免误了时机。这一要求,让苏区红军后代们迎来了人生最大的考验。

当时苏区的红军后代有上千个,小的嗷嗷待哺,大的也才八九岁,如毛主席儿子、陆定一女儿等。

这一消息让时任苏维埃国民经济部、财政部部长林伯渠着急起来,他和妻子范乐春的爱情结晶才刚出生没多久,此去一别不知何时返回,而范乐春也因身体虚弱只能留在苏区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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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安顿好这个孩子,两个人经过商议后,决定将出生半个月的儿子送往赣南会昌,范乐春的堂哥范美宏、堂嫂郭发仔就在这里生活。

与此同时,邓子恢和妻子黄秀香两人也十分着急,此时黄秀香才刚分娩三天,身体虚弱无比,可她作为财务部会计,根本来不及休息,只能咬牙将库存物资、资金盘点出来,并发给红军部队转移出去。

为了安心工作,黄秀香找到战友范乐春,请求她能将孩子一并交给其堂嫂照顾,自己则急急忙忙赶到会昌白鹅乡山区仓库。

邓子恢当时留守苏区,他对林伯渠夫妇说,寄养孩子一事可交给他办理,他有足够时间帮忙转移孩子。

不过范乐春并不跟随大部队长征,她怕堂哥堂嫂拒绝寄养,决定亲自出马。

范乐春是福建永昌人,曾担任福建苏维埃土地部部长一职,当时担任家属局局长,她认为自己有责任、有能力为战友转移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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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身体虚弱且疲惫,可时间紧迫,范乐春不得不立马行动起来,她用一块花布将两个孩子包裹结实,一个挂在背后,一个挂在身前, 就这么骑马连夜疾行,从瑞金出发赶往百里外的会昌。

范乐春曾在会昌参加过革命,这里有太多的亲友和战斗的足迹,来到会昌后,她又凭着记忆找到了堂兄家中。

因范美宏、郭发仔两人也接受过红军思想的熏陶,对红军和共产党一直心存感激之心,当范乐春找上门来时,他们毫不犹豫的答应了,并将抚养孩子作为重中之重的事情。

范乐春告诉他们:“这两个孩子都是红军的后代,一个姓林,刚出生14天,是我的儿子;另一个孩子姓邓,刚出生3天。你们如果没能力抚养,那就找个人家帮忙养大。”

临走前,范乐春将仅有的奶水喂给两个孩子,又依依不舍的和孩子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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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拿出了几块银元交给堂嫂,对其说,谢谢你收养这两个苦难的孩子,共产党和红军是不会忘记你的。

此时国民党大军即将抵达苏区,情况非常紧急,范乐春无法待上太长时间,将两个孩子安顿好后又急急匆匆上路,追赶红军部队。

四 邓子恢艰难寻子

为了革命事业,林伯渠夫妇、邓子恢夫妇只能忍痛将刚出生的孩子寄养到百姓家中,除林伯渠参加长征外,邓子恢夫妇、范乐春均留守苏区,不过他们并不在一个队伍里战斗。

范乐春安顿好孩子后,很快就追上红军小分队,并顺利跟着队伍冲出包围圈,随后她又转战闽、粤、赣三省边界游击作战。

三年游击战争十分艰险,战士们需要翻越大山、风餐露宿、饱受饥饿,这一过程中,范乐春强健的身体也慢慢虚弱下来,并感染肺病,经常吐血、脸色发白、多次晕倒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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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粤赣边区省委对其病情十分牵挂,设法将她转移至梅县黄塘医院医治,其身体有所好转。

但随着皖南事变即将爆发,国共局势紧张,范乐春只好连夜逃出医院,并转移至西溪赤寨山一草棚内继续休养,因没有足够的医疗条件,范乐春因疾病严重,1941年5月不幸病逝。

邓子恢妻子黄秀香下场更为凄惨,她发往完财物后,随即跟着小分队向赣南一带转移,但半路中遭到敌人伏击,腿脚被打断,疼痛难忍。

战友将她放在箩筐内,抬着她继续前行。可敌人早已将他们层层包围,再加上火力太猛,红军小分队寡不敌众,战士们一个接一个阵亡,黄秀香被敌人俘虏,关押在于都县城一个监狱内。

敌人为了让她说出红军的机密,对其进行了酷刑折磨、拷问、审讯,黄秀香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可她仍坚定信念,始终不透露红军任何信息,最后被敌人残忍杀害,年仅2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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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民党2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苏区几乎全部沦陷,中央分局只好下令突围。

邓子恢跟随瞿秋白、何叔衡等组成五人突围小组,计划从苏区转移至闽西,再从福建转移到香港。然而,到达福建长汀县时,突围小组遭到地方保安团的袭击,只有邓子恢年轻体壮逃了出来。

1935年3月中旬,邓子恢率一个独立营再次返回闽西,并抵达永定西溪赤寨,和地方游击队胜利会师,在闽西革命根据地开始了长期游击作战。

得知妻子牺牲的消息后,邓子恢十分伤心,脑海里一遍遍回想起和妻子的感情经历。

1928年时,邓子恢回到家乡龙岩开展革命运动,迎来了百姓们响应,年仅18岁的黄秀香也积极加入其中,并成为妇女代表。

后来,黄秀香跟随邓子恢来到江西苏区工作,担任财务部会计一职,由邓子恢领导。因两人兴趣相同,革命信念一致,再加上日久生情,很快就走到一起。

但没想夫妻二人婚后仅3年,黄秀香就被敌人残忍杀害。邓子恢想起流落会昌的儿子,多么迫切希望能将儿子接到自己身边,以告慰妻子黄秀香的在天之灵,可战事紧急他也只能打消念头。

整个抗日期间,邓子恢始终和人民群众走在一起,开展群众发动工作,组织农会、惩治汉奸、组建抗日人民政府,并带领人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巩固了抗日敌后根据地。

1945年日军投降后,邓子恢担任华中分局书记兼华中军区政委。事业节节高升的同时,他和女红军陈兰相识、相知、结婚。

尽管如此,他仍牵挂着流落在苏区的两个孩子,对其命运十分担忧。他特意请求地下党组织帮忙打探孩子消息,可当时江西已是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成员活动处处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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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恢

而苏区百姓对国民党十分痛恨,始终无法忘记10年前蒋介石的残酷“清剿”。面对地下党成员的调查询问,百姓们不敢吱声,生怕是国民党特务。

因此,尽管邓子恢对孩子十分挂念,可儿子身在何处仍一无所知。很快,内战全面爆发,他只好将思念之情埋藏在心中,再次来到战场,并转战山东作战。

四野大军解放武汉后,在武汉成立中南军政委员会,林彪担任主席,邓子恢等人为副主席。不过因林彪身体虚弱,中南局的主要工作由邓子恢全盘主持,他积极领导中南地区百姓开展土地革命。

随着解放战争大局已定,邓子恢再次思念起了长期流落在外的儿子。

1949年9月,江西迎来解放,邓子恢听闻后激动不已,他的儿子就在江西会昌,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是否还在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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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仁麟

刚巧,驻守赣州的是解放军48军政委陈仁麟,陈是邓子恢的同乡,同时也是邓子恢当年在龙岩闹革命的老部下,如果请他帮忙寻找两个孩子,那一定能事半功倍。

想到这里,邓子恢连忙拿起笔纸,给陈仁麟写了一封信,托他帮林伯渠和自己寻找1934年10月寄养在会昌农村家中的两个儿子,他还寄去自己的一张照片当做参考。

五 如愿找到两个孩子

陈仁麟接到来信后,对老首长的嘱托十分关心,他将这一重任交给驻守赣南的政工干部左枫,并委托赣州的闽商曹老板帮忙当向导。

左枫和曹老板匆匆来到会昌,并在当地党组织、福建会馆等的积极寻找下,很快就找到了范乐春堂嫂郭发仔。

郭发仔听闻红军回来后十分高兴,她对左枫说,当年生活艰难,其中一个孩子被迫送人,留在自己身边的叫范宜德,是林伯渠、范乐春的儿子。

1950年8月,郭发仔急急忙忙来到伞厂,其养子范宜德就在其中当学徒,她对养子说家中来了客人,赶紧回家。

范宜德当即请了假赶回家中,可谁知来人竟是穿着军服的解放军干部。左枫对比了邓子恢提供的照片,发现这个孩子和邓子恢很是相似。

左枫先是说了一堆感谢的话,又提出要将孩子送去上大学,待到学成归来后,仍会回来送郭发仔养老送终。

郭发仔和范宜德生活15年,早已将他当成亲生儿子看待,可她知道孩子留在自己身边无法享受更高的教育资源,只能含泪将孩子送走。

范宜德也十分乖巧懂事,他对养母说今后一定会常来看望她,感谢她的养育之恩。

见到第一个孩子顺利找到,左枫十分高兴,他又问另一个孩子身在何处。

郭发仔说孩子在贡江下游的洛口,十多年没有来往,具体身在何处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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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枫等人认为,第一个孩子顺利找到,第二个孩子也不会花太多时间。

不过洛口尽管离会昌县城30公里,可那里崇山峻岭、道路崎岖、行走困难,有些地方需要渡船才能抵达。

左枫在曹老板带领下,费了一天时间才到达洛口。但没想当年寄养孩子的妇女已改嫁,远走他乡,线索一度中断。

左枫只好向村中老人打听,听闻孩子又被转到漳埠一户人家,急急忙忙赶过去。这个地方同样被大山环绕,山高路远,左枫二人四处寻找,整整花了一个月时间也没有找到。

听当地一老乡说,领养的那户人家突遭不幸,又将孩子寄养给靖石一户人家。

听到这里,左枫为这个孩子的惨痛遭遇深感同情,想必这个孩子童年一定吃了不少苦,他决定要尽快找到孩子,让其早日回到领导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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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经过仔细询问、走访,这才在洛口一户姓赖人家找到寄养的孩子,此时已距离寻找孩子过去2个月之久。

这天,左枫和地方干部同志来到赖家,赖家夫妇见解放军战士走了进来,十分惊慌。

左枫立马出示身份,表明来意。赖家夫妇膝下无子,10多年前收养了孩子,并将其取名为赖亚平。

谁知,自己含辛茹苦将孩子拉扯大,突然有人说他是红军领导的后代,这让赖家夫妇感到十分惊讶,也认为左枫此言不真。

地方干部同志在旁边插话,将孩子寄养的来龙去脉和赖家人仔细说了一遍,这次来是接孩子回去,让其享受更好的教育和生活,等孩子成才后仍会回到养父身边养老。

赖家人见地方干部都这么说,只好答应忍痛割爱,将孩子送回亲生父亲身边。

就这样,当年留守苏区寄养老乡家中的两个孩子被找到,圆了林老、邓老的梦,但因范乐春堂嫂的私心,上演了一番“换子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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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正式更名

1954年春节,“换子风波”告一段落,林伯渠、邓子恢建议两个孩子改名换姓,并主张邓苏生改名为林苏生,林秉苏改名为邓瑞生。

不过两位老人也表示,共产党的子女不是私人财产,长大后要继续干革命,名字只是符号,改不改由他们自己决定。

先后有了两个名字,两个孩子不愿意再折腾,再者说两家人对自己都很好,大家亲密无间、难舍难分,保持现状即可。

不过1960年时,林伯渠在北京逝世,这一消息让邓子恢十分伤心。

  1. 忧心忡忡的邓子恢将儿子叫到身边,希望他能够改回原名邓瑞生。林秉苏决定了却老人家的心愿,这才正式更名为邓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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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林伯渠之子邓苏生,得知邓老的遭遇,为了表达对邓老的支持和爱戴,也一直没有改名,直到1972年邓子恢逝世后他这才改姓不改名,换称林苏生。

林苏生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到生养他的江西赣州,为赖家父母养老送终,并在赣州法院从事法律工作30余年,直至退休才回到北京生活。

邓瑞生曾和妻子因工作原因天各一方,后来妻子调任湖南老家,邓瑞生也跟随妻子前往湖南,并在一家工厂担任工程师,为恩重如山的养母郭发仔送行。

尽管林伯渠、邓子恢均是党和国家重要的领导干部,可他们的儿子并没有享受特殊照顾,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兢兢业业,坚守并发扬父辈的革命精神和理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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